王庆淑

全国妇联原书记处书记

1927年出生，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离休

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后期，我历经坎坷，长时间身处逆境，加之结核病时有反复，很晚才结婚，以致对婚后家庭的家风体验有限，只能谈谈我所出生成长的家庭。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融入历代国人的血脉之中，家风的传承也源自先人。我老家的变迁史与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史紧密相连。

我的老家湖北孝感，因在《二十四孝》中有孝子董永卖身葬父感动了七仙女下凡的故事而得名，历来重视孝道，崇尚仁义忠厚，讲究诚信，民风淳朴。

忠厚诚信成就“闻骆驼”传奇

我祖母的父亲闻德公，是影响我家至深的一位先人。据传说，他生得虎背熊腰，身高体壮，因有一身气力，又能吃苦，外号人称“闻骆驼”。农忙时，耕耘收割，他是一个人顶两个人干；农闲时，到河边码头扛活儿，拣重的扛，也是无人能敌。那一年适逢义和团运动，北方城镇不断发生烧教堂、赶洋人的事件。这股排外之风如火如荼，惊动了孝感县城东门小教堂里的两个英国传教士。他们趁着孝感城里还没有大的动静，便慌忙收拾起箱笼细软要去乘船逃命，紧急间，碰巧找到了急于找活儿干的闻骆驼。闻骆驼挑起行李就走，两个传教士大步相随，紧赶慢赶一口气奔到了北门外贤孝河的石阶码头。只见一艘载满了乘客的帆船正要起航，跑得气喘吁吁的两个洋人勉强挤上了帆船的甲板。闻骆驼紧接着往船上搬行李，却是无论怎么样地恳求，众人因害怕超载，硬是不让往船上放。缆绳被解开，又移动了趸板，船老大奋力一撑篙，帆船匆匆离岸而去。闻骆驼望着渐行渐远的白帆，守着箱笼行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直挨到了天黑，不见人影，实在没有什么指望了，这才把行李挑回家去。

闻骆驼为人忠厚，不想昧着良心发横财，是中国人也好，是洋人也好，谁的东西就理当还给谁，本是天经地义。但又顾虑财物贵重，怕惹是生非。次日凌晨，他赶到王家湾与大女儿经过慎重商量才最后拿定了主意，暗地里收藏好洋人的行李，一心等着物归原主。说来也是闻骆驼个人时来运转，碰上大清朝廷一时间虽然咬牙利用义和团打击了洋人，事件却很快地就以屈辱求和而告终。孝感的教堂还来不及烧，驱逐洋人的传言就平息了。大约过了半年光景，两个英国传教士重返孝感。闻骆驼挑起行李找到洋人，分毫不差地送还了箱笼细软。洋人真的是喜出望外，感动得不得了：“这么穷的中国人，居然能够做到不贪财，讲信义，这岂不是上帝的恩典！”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姑且不论，但诚实守信的闻骆驼倒是意外地被留下来成了教堂的看门人。这份工作当然说不上是什么美差肥缺，但却带来了一个贫苦农民人生的重大转折。闻骆驼手脚勤快，好动脑子，很快就熟悉了城里人的生活，眼界也大大地开阔了。他省吃俭用，想方设法把两个大点的儿子弄进城里的私塾读书，起早贪黑地督促他们学文化。一个大半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字不识的庄稼人，这么快就懂得了不读书就出不了头的道理，而且两个儿子都十几岁了还要“亡羊补牢”，这也是闻骆驼的过人之处。

闻骆驼这两个儿子成年后，能写会算、知书识礼。老大到武汉的教会医院学习了一个时期，回来后当上了仁济医院的医士。老二跟着洋人跑生意，凭着精明能干，很快成为洋人的得力助手。闻家也就由此走出孝感，在武汉靠海外贸易发迹兴家。

刚强明理使祖母享有很高威信

我的祖母正是闻德公贴心的大女儿，就她生活的年代、环境和个人作为而论，也算得上是个强者，她在娘家和婆家都享有很高的威信。从当初闻骆驼处理传教士财物一事，已可看出祖母的人品。她出身贫寒，九岁丧母，下有兄弟三人，家中只佃种几亩薄田，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从小是又当姐姐又当娘，拉扯着挨肩高的三个兄弟长大，顾吃顾穿，还要管住他们不在外头闯祸，这岂是容易的事，又岂能没有一点儿威信。虽然后来闻家发达了，我的祖母早已是“嫁出去的女儿”，而且婆家仍然不富裕，但是，她老人家不卑不亢，洞察人情世故，仍然深得娘家老少的信赖。无论是在“闻骆驼”闻德公生前还是死后，娘家的大事，都要找她参谋，这倒是不争的事实。闻家发达之前，几个弟弟的发展方向，他们配偶的选择、婚事的操办，等等，都靠这个姐姐拿主意。发达之后，祖母在汉口和孝感两头住，除了做买卖的事她不过问之外，举凡婚丧嫁娶、人事调解之类，她老人家不到堂，所做的决定就缺乏权威性，不算拍板。祖母晚年，闻家只要一发生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纠纷，矛盾双方首选的行动都是叫家里的人力车夫去把她老人家接回来评理。祖母在越来越富有的娘家多年来形成的这种威望，随着自己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也必然在婆家产生了影响。王家湾的老老少少也都对祖母礼敬三分。一直到父亲在汉口成家、王家湾对祖母的尊称从“三嫂”上升为“三婆”之后，她长居汉口，也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遥控”着孝感王家老三房的大事。

祖母是个非常要强明理的人，娘家越是尊重她，她越是自重。在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向自己发了大财的亲弟弟要过钱、借过钱。祖母说：“只有这样，王家虽然穷，却硬得起来，要是只晓得向别人伸手，做人就矮了三截。”我父亲是祖母的独生子，祖母要求儿子要“赌气成人”，不怕穷，就怕不争气。她老人家虽然没有读过书，只识得纸牌上的几个大字，却特别重视我父亲的教育，家里即使整年不沾荤腥，也千方百计地要让儿子上私塾和中学，还鼓励他在洋行当学徒期间读了两年英语补习夜校，为的就是要让儿子能够自强自立。

有一件事很可以说明她们母子的性格。20岁的父亲在闻买办的永兴洋行当了两年学徒之后，刚刚担负起加工厂管理工作不久，因为和他的亲舅在对一座仓库发生火灾的原因分析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就坚决地要求离开了永兴。祖母不但不责怪儿子，反而支持他在几个月之后转到了安利英洋行加工厂重新开始工作。她认为，儿子的意见和辞职都是对的：“这样好，不在发财的舅舅手下干事，就是自己不发财，靠工资过日子，心里也踏实。”后来，父亲一辈子都没有在职业和在经济上依靠自己的舅舅，这和祖母的这些想法是有关系的。

忠义仁爱使父亲赢得“善人”的赞誉

父亲从小在我的老家王家湾务农，学历不高，只有职业中学的程度。18岁那年到汉口永兴洋行当学徒，才完全脱离了农业劳动，后来是安利英洋行加工厂的管理人员。父亲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菩萨，在洋行工作而不肯信洋教，这需要有一点特立独行的精神。但父亲不是没有信仰，在我们家堂屋正壁上头，东西两边各设有一个神龛。东边供奉的是关云长关公的瓷塑像，旁边站着关平；西边供奉的是岳飞的瓷塑像，旁边站着岳云。小时候多次听到父亲讲过这两个大人物的故事。年纪稍长一点，我懂得了父亲所信仰的正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忠义”二字。

济世显仁心

记得父亲有一个常年背在身上的小型药箱，箱子里面，分层分格，下层放着一瓶瓶常用的西药，瓶子上都贴着标签；上层放着外伤用药，红药水、龙胆紫、海碘方、碘酒之类，还有镊子、剪刀、一卷卷的绷带和药棉。平时，这个药箱挂在廊子西墙的工具柜旁，父亲下厂、到工地就背着这个药箱。我知道，父亲跟着大舅爷爷学到的一点儿医药知识，在他工作的加工厂里，可以说是应用得非常有成效。20多年来，得到这个药箱救助的工友、邻居、难民，是不计其数的。我从小多次听到过那些到我家里来接受治疗的叔叔、阿姨们说出的各种感谢的话语。

农民出身的父亲历来和汉口的码头工人关系密切。1927年年初，他悄悄地参加过工人群众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又在支持革命军征讨军阀吴佩孚的行动中和工人们站在了一起。后来在他参加工会的时候，有的干部说：“不行，他是洋行派来管工人的，是洋奴。”工人们说：“不对！我们大家都在给洋人当奴隶，但是，他是我们的人，和别的洋行职员不同，我们大家都信得过他。”这件事经过十几年之后，父亲不无自豪地向我说起。看得出，他为工人们当时能够给他这样的评价非常感动。

铁肩担道义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的头一天，郊区不断传来枪炮声和炸弹爆炸声，大批难民拖家带口，仓皇地涌到洋行加工厂的铁栅门前，请求进厂避难。这时铁栅门已经上了大锁，厂长英国人贝克、副厂长德国人麦登亲自督阵，领着几个印度门警在门内紧张警戒，不许难民进门。我父亲和厂里的一些职工也都在场。这时，难民越聚越多，呼声越来越大，大家对日本侵略军残暴屠杀心存恐惧，而这支曾在南京屠过城的野蛮军队眼看就要进入市区了。事关众人生死，时间非常紧迫，父亲不得不挺身而出，和两位厂长反复交涉，据理力争。可这两个洋人生怕洋行受损失，硬是不同意让难民进厂。正在争论间，忽然从人群后面传来“日本人打来了”的喊声。父亲急了，大声吼出一句“快开门！出了事，我负责”，抢过洋人手上的钥匙，就和几个职工上前，扭住门警，使劲拉开了铁闸门，一下子就有成百上千人涌进了工厂。父亲当机立断，打开所有空着的栈房，要求男女分开，妇女带着孩子住在最大的栈房里。一时间，安利英洋行的加工厂竟成了武汉最大的难民营。经过了一天的混乱之后，父亲发挥了很高的组织才能，他要难民们按片分组，推出组长，负责联系和管理。又组织人力，临时在凉棚里装置了几十口大灶，用铁桶做成大锅煮饭熬粥。在晾晒羊皮的场棚里，很快地安装了几十个水龙头，挖掘了一排排厕所。为着这近千人的吃喝，父亲冒着免职的危险，撬开了存放五谷杂粮的栈房。面对这么多双难民们饥馑的眼睛，洋厂长也是无可奈何。

直到汉口市面逐渐平静下来，难民们才陆续离去。有小部分难民住了两三个月才走。剩下少数难民出去无法谋生，父亲又利用加工厂的物资，办了一个小型织布厂，希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只可惜时局动荡，加之染色技术不过关，织出的布匹销路一直不好，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只好关门。安利英洋行加工厂住过这么多的难民，在战乱中救助过这么多人的性命，这在当时是许多武汉人都知道的。我少年时就曾经听过许多人以感激的心情谈到他们在这个紧急“难民营”里生活过的情形。

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国难的危急关头，能够有这么大的担当，义无反顾地主动出来承担起这么重的担子，我一生都为此对父亲怀着深深的敬意。也许，每一个正直的、有条件、有能力的人遇到这种关系群众安危的事，都可能这样做。但是，只出于传统道德观念和爱国之心，不顾洋人的权势，不计个人得失，把众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而且付诸行动，这毕竟是很不容易的。

父爱重如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洋行被日商接管，父亲以患病为由辞了职。家中经济日益困难，我为了减轻家中负担，提出休学半年，主要靠自学和请熟人补习功课，争取跳级能够提早一年半读完高中。父亲同意我的想法，并且鼓励说：“只要你们肯上进，我就是卖破铜烂铁也会尽力帮助你们。”他为了表示对补课老师的尊敬，每次都把自己因胃病应该喝的仅有的一碗牛奶端出来请老师当早点。父亲执意如此，我只有无言的感激。

1944年6月底，我如愿高中毕业。父亲迫于重重压力决定带着全家回到老家孝感。那时他的胃病越来越重，但仍着手在王家湾祖屋操办一个很小的榨油作坊以谋全家生计。有一天，我随他在榨房操作，眼见太阳就要下山，怕耽误回家，父亲叫我骑上车子驮上东西先走，他在后面跟随着。我以尽可能慢的速度骑着车子，走几步一回头，总惦记着一边喘气一边慢慢地挪动步子的父亲。车子骑到了水塘边坎坷的泥路上，我正回头张望，突然发现自行车的前轮嵌进了被晒得铁硬的牛车车辙里，我慌忙刹车。可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就连人带车“啪”的一声整个掉进了水塘。所幸水塘只有齐肩深，我三下两下“狗刨”式地划水，迅速地从塘边钻出了水面。这时，只见父亲居然已经快步赶到了塘边，气喘吁吁，面色苍白，仓皇地正要下水。我猛扑过去，一把拦住了父亲。又回过头拖出了自行车。父亲扶着我走上了塘边的小路，用瘦骨嶙峋的手颤抖地抹着我头发上直往下淌的水珠。我拧干了衬衫和短裙上的泥水，推着自行车，拖泥带水，狼狈地回到了家里。一进门，父亲一改近日为病所苦的神情，笑逐颜开地对家里人说：“今天总算运气好，没有把我珍贵的‘酒坛子’给摔碎了。”孝感人重男轻女的意识相当严重。民间对女儿有两种叫法，大多数人叫女儿是“赔钱货”，嫌女儿不能养老，还要赔出嫁奁；只有极少数的人会称女儿是“酒坛子”，认为当父亲的只要到女儿家里去，作为老丈人，总会有酒喝。我的父亲选择了后一种叫法，而且坦然地流露出了对女儿的一片爱心，我为此感到特别欣慰。

但不幸的是，自此以后父亲的病每况愈下，不到半月就去世了。由于时局不宁和家庭经济困难，父亲的丧事也只能“从简”。依族人的请求，送葬的队伍由北门大街经过城中心的宪司街再绕东门出城回王家湾。我没有料到，这支没有丧乐的送葬队伍会越走越长，而且，沿途每隔一段路就有一处路祭。长条桌上供着白烛香火和祭品，有的人垂手低头致哀，有的人含泪跪拜，还有的人哭泣着说“好人不该死啊”。这些人中，有的我好像认识，有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路上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到了湾子里，而迎着我们的是又一片凄厉的哭声。在众人心目中，父亲无疑是个好人，许多知道他生平善举的人还称他为“大善人”。不善言谈的父亲、一个普通人，居然得到了许多人的爱戴与感怀。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北大军宣队的坚持下，我被“恢复了党籍”，获得了人身自由后，回到家乡曾见到在厂里工作过20多年的老工人元三叔。他那年已经80多岁，一见到我，就老泪纵横，哽咽着说：“我就知道你会活着。你们学校来人调查过，我告诉他们，你父亲为了码头工人少爬一百多步从驳船到江岸的台阶，是怎样地不顾洋厂长的干扰，和工人一块设计、安装了油泵和输油管的；告诉了他们，日本人进汉口那阵，他救过了多少难民的性命；告诉了他们，他是个背着药箱下工地的管厂的。我心里总在念着，这样的好人、善人，他的后人是不该遭难的。”我为元三叔的话所感动。所不同的是，元三叔相信“天理报应”，我相信正确的干部政策。但或许真的是有正直的军宣队干部因为了解到了这些材料，才摘掉了我头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那顶帽子，这也算是托父亲“广积阴德”的福荫吧。

自立自强是我家每个人推崇的信念

由于长辈亲人的影响，我家历来推崇自立自强精神。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变卖了榨房里的简单设备，弥补了亏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当时亲戚都劝我答应闻家的结亲要求以解困境，但我不想将自己的一生依附于人，更觉得应该负起对家庭的责任，于是尽力说服了母亲，决定自立，找工作养家糊口。我带着妹妹回到了武汉，见到了我刚离开不久的那所教会中学的吴校长。他同情我的遭遇，很快决定，妹妹继续在该校上学，免去她的学杂费；我则破格留校教初中一年级的数学和语文。那时，我年龄不到17岁，又瘦又小，学生们都叫我“小”王老师。

1945年，抗战胜利了，消息传来，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一想到父亲没能亲眼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考虑到今后的道路，我想起父亲生前总希望我做一个有知识、能够自立于社会的人，相信我会有出息，但是，怎么样才算是有出息呢？我进而反思，身为一个女孩子，自幼及长，我的心理状态很少有松弛的时候，即使是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总有一种被压抑着的感觉。我仅有的一点长处，不过是不甘落后，尽力往前走就是了。但此时我的路究竟要往哪个方向走，还是模糊的，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凌云壮志”。我的“不甘落后”，其动力之一，则是来源于自幼的一个“情结”：在当时重男轻女十分严重的社会里，我总想要为女孩子争一口气，至少也要证明我这个女孩子在学习和能力上绝不比我那些家庭富有的表兄弟们差。至于在我越来越艰难的处境中，怎样才能做到有出息，也就只有通过个人奋斗这一条路了。一个人总不可以没有上进之心，总不可以不努力就承认自己不行啊！我下定决心，把书教好，而且，无论有多大困难，也要争取上大学，然后再考虑其他。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大学复办，全国有了第一次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我考取了中央大学（这个学校1952年被调整为南大、东大、南农、南师、南医等10多所大学）。进校后，我立即被激进的学生运动所吸引，并从中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作为一名贫困的半工半读的女大学生，顺理成章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关心弟弟妹妹们的成长，希望他们也能够自立自强。妹妹和大弟弟在新中国成立前，各自凭着他们的觉悟和努力参加了武汉的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各有所作为。小弟弟13岁辍学进入部队文工团，勤学苦练，后来成为国家一级编导和一级演员，晚年著书讲学。我的母亲是白铁匠的女儿，幼时勉强读到初小三年级。十几岁早婚的她，在督促孩子们复习功课时认真“陪读”，同时自学书法和数学，后来持续自学，可以说达到了初中文化程度。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走出家门，当起了幼儿园教师，即便是后来中年再婚，也不甘心当家庭妇女，一直有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还被评为“三八”红旗手。

我一生成就不多，教训不少，又因心、肺等疾病多次闯过生死大关。令我深感幸运的是，现在我还能活着亲眼看到祖国崛起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望取得新的进展。我的晚辈都比我富裕，我没有后顾之忧。晚年，虽然许多同辈亲友先我而去，而我仍有机会向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学习请教，共享“日新月异”。

访谈员后记

访谈前，我认真阅读了受访对象本人撰写的回忆文章《风雨沧桑》，对她的家风家事和青少年时的奋斗经历有了一定了解，访谈稿中的许多故事也来源于此。访谈中，通过与老人的交流，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相依，家风相承”的道理。个人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始终休戚相关，家风传承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传承，每个小家的点滴好家风汇聚起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