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河南信阳罗山县“打击盗窃民航旅客财物犯罪专项治理行动办公室”，针对当地4名偷盗嫌疑人，发出一则劝返告知书称，“必要时将其父母、兄弟姐妹、儿子儿媳、女儿女婿曝光”“全部拉入诚信系统，限制出行，株连三代人”“在其家门口、村口悬挂‘飞天大盗之家’”牌子等。此事一经曝光，引发热议。

6月9日，该“办公室”就这份劝告书又发布声明公开致歉，称“有关乡镇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方法简单不当，法律意识淡薄”，对此表示歉意，并及时撤回通告。“法律意识淡薄”，这一点说得一点也没错。我国《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未经公民许可，不得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株连三代人”若实施，更是滥用职权、严重侵犯公民个人权利。

这件事情，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个月刚被曝光的广东揭阳惠来县鳌江镇的10户家庭，房屋外墙上被当地政府人员用漆喷上了“涉毒家庭”的字样。类似的违规执法、甚至是违法执法，近年来时有发生。比如一些地方不时冒出的“公审大会”、计划生育或拆迁工作中，以饭碗施压，让公务员、教师等公职人员做家属工作。

从“株连三代”式执法来看，表面是为了积极治安、打击犯罪，是在维护社会秩序，但这样的执法，牵连到无辜之人、或者说对犯罪主体以外的相关或非相关人员以同等苛刻相待，已经走向了法治的反面。

理想的社会形态中，法治和人文应是并驾齐驱的两辆马车。若法治盛人文衰，则社会往往陷入残酷、寡情，有了秩序，但会少了人情味，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大体似此；若法治与人文俱衰，则如纷争之乱世、暴政之荼毒，秩序和人情味俱无。

在现有法治体系下，公权力不仅有打击犯罪、维持秩序的功能，更有保护个人隐私和名誉的功能，而后者即是人文的重要部分。摒弃人文而去追求速成的“法治”，等于折了一只翅膀去飞翔，是不可能提高和进步的。

从人文的角度来讲，所有的执法都应是为了人，为了人更好，为了实现更好的人。法治是工具、人文是目的，人文又是促进法治的重要动力。而法治所应对的公平与正义，本身就是人文的一部分。不以一个人的错误去牵连其他人，即为人文底线；解决一个问题不引发更多的问题，便是有效执法的基准。

所谓人文，即以人为中心，而非该事件中的以案件为中心。“飞天大盗”是需要法律惩治之人，但其父母、兄弟姐妹、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只要未参与犯罪活动，则是需要法律保护之人。更何况，这里面还牵涉到孩子，竟然让学校、老师去做孩子的工作、从孩子身上打主意，这本质上何尝不是一种“人质”思维？

所以，综观类似的执法逾矩，无不是少了人文思维，结果与法治背道而驰。就“株连三代”“飞天大盗之家”，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说，“这不是目的，只是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显然是下下策。无论什么时候，人文理念都不能牺牲，它的重要程度，是判断进步与否的前提。